以赢利为最终目标的企业与中共一样崇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在应对外部挑战时,怎样保证最基本的生存状态,这成为二者产生共鸣的根源。但经济有经济的规律,若企业不按市场规律、经济规律经营,而是很肤浅的谈政治,会使企业陷入误区。

4月7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党史商鉴》上市。两天后《党史商鉴》便进行了第二次印刷,这在琳琅满目的新书中绝无仅有。此书被人民出版社列为2006年头号重点书目,全社上下,为此书的策划宣传,几乎倾尽全力。

随着该书的发行,近年来大陆企业界暗涌的“党史淘金热”也显露出来。许多大陆企业家,从中共建党到建政之间的历史中,汲取企业管理的经验。

党员人数堪称世界之首的中国**,成立愈80余年,执政半个多世纪,这一政党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何在?这也是令海内外政商界为之瞩目之处。

《党史商鉴》一书,尽管在封底上写上了“上架建议:经管类”的字样,但其依然没有脱离政治色彩。人民出版社在初看书稿时有些顾虑，担心有“水煮党史”之嫌,但随后便认定了《党史商鉴》的市场价值与政治价值。

在《党史商鉴》的销方案中,人民出版社这样分析它的政治背景:“中共正在努力复兴其传统”,当下,“只有能发挥出时代价值的传统,才有复兴的可能”,而“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国际化进程中,这种‘时代价值’的最主要部分莫过于对经济管理领域的贡献”。

人民出版社认为,《党史商鉴》正是能够与时俱进、挖掘党史时代价值的优秀作品。本书的责任编辑姚劲华透露,《党史商鉴》已送给160家国企经理人、总裁,以及省级官员和各级党校校长。新闻出版署已团购此书,处级以上干部人手一册。

与入民出版社的态度不同,《党史商鉴》的作者周大江,坚持认为他的本意只在为中国企业寻找出路。

大陆经济25年以来的快速増长,把大陆的企业送入了微利时代。群雄纷争,逐鹿中原,一批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一批称霸一时的企业销声匿迹。企业间兴衰更替速度之快,已经成为大陆企业成长的特色之一。

“生存是我们这个时代企业管理的主题。”《生存-緊荣时代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一书的作者张建华说。

10余年前,企业家只要有胆有识,便可在商海中淘金。但近年来,企业已经进入了以管理更新企业生存模式的阶段,依靠运气、关系维持赢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企业家在不安中开始探索适用的管理方式。其中,向西方取经者有之,向儒家取经者有之,向党史取经者亦有之 。

周大江生于中国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遵义,但他并非中共党员。在写书之前,他做过很长时间企业管理者和职业经理人,他说,他的思考来自于对企业管理的最现实困惑。

在他看来,西方的管理经验虽好,却未必适合中国。而中国观察西方,好比只能看到湖面的波光,却不能得见波光下的深度,“西方成熟的商业社会已二百余年,而论时间短长,大陆仅力其1/10。他们之间的市场、文化、政策背景都有很大差异。

读了一大圈西方管理学著作,最经却还是回归到了有本土经验的党史。”周大江说,“西方在成熟的商业环境下,所生产的管理模式是一套完整的菜谱,西方企业只管照单做菜。中国人的口味却与他们大不相同,而中国的企业管理模式尚处于缺少菜谱、还在自行配菜的摸索阶段。”

而企业所面临的困难,同1949年之前的中国,有着非常相似的待性。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理论,但毛泽东有很强的原创能力,将马克思主义巧妙地中国化,这会给中国企业带来很大的启发,使向党史学习成为可能。”周大江说。

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时,便以促动中国现代化、富国强兵的实用性理解为重心,而非哲学、社会批判等学理性形式,这使中国人对马克思理论有着较浓的实用情结。而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强了具在实用层面的意义。

是否“实用”,正是企业家们判断一种理论可行程度的重要指标。他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ー个企业如何能像中共一样,从一支打游击的绿林好汉式的队伍发展起来,由弱到强,站稳市场。

以赢利为最终目标的企业与中共一样崇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在应对外部挑战时,怎样保证最基本的生存状态,这成为二者产生共鸣的根源。在企业家看来,中共得大片土地的历史事实,为其组织理论提供了最可靠的证据。

在《党史商鉴》出版之前,已有类似的书籍出现。去年畅销的经管类作品《向解放军学习》一书,便直指现代企业生存最根本的渴望一高效率。

该书认为,现代企业组织的出现与发展大约有100余年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各类企业管理理论,尽管纷纭聚杂,最终却只回答问题:如何提高效率。

“中共的组织,能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管理起来,具组织程度之高举世公认。效率高,执行力非常强,是它最大的持点之一。”中共党校党史教研室教授谢春涛分析说,“在中共的组织手段中,最核心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表现在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使得执行能力非常突出 

效率的另外一个方面来自于“共同思想”,周大江将此作为他写作的重点。“如果企业有共同思想,则个人的判断与上司的判断不会有太大的分岐、提高了内部执行カ、減少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中共在创党之初,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中共“七大”之后,进一步把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追加为指导思想之一。在周看来,党史里最可宝的就是“共同思想”,中共的“共同思想足以严密到能够排斥朽落后的思想侵蚀”。

华力总裁任正非,在部队期间便是“学毛选标兵”,喜读《毛泽东选集》,更将毛泽东的“群众运动”运用于企业之中,在建立企业“共同思想”上颇有心得。

在华为,大学习、大讨论、命题作文,均由高层发起,自上而下层层推进。这已成为华力固有的“群众运动”模式。此类运动一般以任正非一篇讲话为中心,陪衬具他公司高层管理者的发言作为解读,发动全公司员工学习与讨论。此过程中,还伴有正面人物的宣传和反面人物的批判。高层决议由此迅速传播开来。

任正非的原助理吴建国认为,此类做法确有明显的效果,那些不爱学文件的新员工,现在很多会抢在第一时间阅读任正非的讲话稿和文章。因为他们明白，在领导讲话的字里行间,都预示着细微或显著的变化,只有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才能在行动上有所表现,跟上形势,顺应公司发展的要求。

2005年,汽车市场进入低潮期时,江准瑞风商务车分公司总经理严刚也想到了毛泽东思想。于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副主任陈晋便成为了该公司的座上宾,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商务年会,并以《1923-1943逆境中的毛泽东》和《逆境中的毛泽东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题,为严刚的团队上课。

在严刚看来、“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经验和我们所站的高度，包括我们经历的事件都是非常有限的”，若要企业整体协调推进,最亲近的知识来源就是由弱至强的中共党史。而这,也是最让他忘记不了的、最有感觉的故事。

“管理是源自经验的艺术,若想收效好,就要和管理者、被管理者的切身经验相关,和他们印象最深的生活元素相联系。中国现在的企业家,年龄大多在35岁以上,唯有党史是他们的共同记忆，他们的思维方式都有着毛式特点。每当他们开始思考管理之道,想来想去就想到了毛泽东身上。”

红桃K集团的谢圣明搞人民武装部;秦池集团的姬长孔实施“军事化管理”;巨人集团史玉柱布置的“总动员令”和“三大战役”;即使教人练字的席殊也在企业内部各分校发起了“红头文件”,做起了“思想工作、民主生活会以及评选劳动模范”......

企业成功期待于高效的管理手段,但对“军事化”与“政党化”的迷信,也正说明大陆企业缺乏管理制度的资源和文化,无所依托的窘困局面。

然而,从党史中取经也并非万能灵药。

三株集团的吴炳新,也曾认真思考研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书,津津乐道于毛泽东思想,从哲学理论到战略战术,无不推崇备至。吴炳新在几乎照搬了中共和解放军取得解放战争胜利时的组织结构和模式,创造了迄今为止,中国保健品行业最显赫的业绩。

但是,极度扩张的三株在经历管理、人才等方面的全面透支后,已呈外强中干之势。1997年,危机悄然而至,未等吴炳新舒一口气,三株集团便折戰沉沙。

“大陆的官文化特点是格式化、同质化、意识形态化和科层化,这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说有其合理性。但若对类似的权力文化过于迷信，靠着对改治的一知半解,盲目对政治家的模仿和崇拜来经营企业,则相当危险。因为,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办企业毕竟不是真打仗。若企业不按市场规律、经济规律经营,而是很肤浅的谈政治,会使企业陷入误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钟朋荣认为 。